3、《论语》

　　《论语》是记载孔子及其学生言行的一部书。孔子(前551年--前479年)，名丘，字仲尼，春秋时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儒家学派创始人，中国古代最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有极其深远的影响。《论语》成书于春秋战国之际，是孔子的学生及其再传学生所记录整理。《论语》涉及哲学、政治、经济，教育、文艺等诸多方面，内容非常丰富，是儒学最主要的经典。在表达上，《论语》语言精炼而形象生动，是语录体散文的典范。在编排上，《论语》没有严格的编纂体例，每一条就是一章，集章为篇，篇、章之间并无紧密联系，只是大致归类，并有重复章节出现。到汉代时，有《鲁论语》(20篇)、《齐论语》(22篇)、《古文论语》(21篇)三种《论语》版本流传。东汉末年，郑玄以《鲁论语》为底本，参考《齐论语》和《古文论语》编校成一个新的本子，并加以注释。郑玄的注本流传后，《齐论语》和《古文论语》便逐渐亡佚了。以后各代注释《论语》的版本主要有：三国时魏国何晏《论语集解》，南北朝梁代皇侃《论语义疏》，宋代邢晏《论语注疏》、朱熹《论语集注》，清代刘宝楠《论语正义》等。宋代赵普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可见论语的贡献很大。

　　4、《孟子》

　　《孟子》是记载孟子及其学生言行的一部书。孟子(约前372-前289年)，名轲，字子舆，战国中期邹国(今山东邹城东南人)，离孔子的故乡曲阜不远。是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孔子学说的继承者。和孔子一样，孟子也曾带领学生游历魏、齐、宋、鲁、滕、薛等国，并一度担任过齐宣王的客卿。由于他的政治主张也与孔子的一样不被重用，所以便回到家乡聚徒讲学，与学生万章等人著书立说，“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赵岐在《孟子题辞》中把《孟子》与《论语》相比，认为《孟子》是“拟圣而作”。所以，尽管《汉书•艺文志》仅仅把《孟子》放在诸子略中，视为子书，但实际上在汉代人的心目中已经把它看作辅助“经书”的“传”书了。汉文帝把《论语》、《孝经》、《孟子》、《尔雅》各置博士，便叫“传记博士”。到五代后蜀时，后蜀主孟昶命令人楷书十一经刻石，其中包括了《孟子》，这可能是《孟子》列入"经书"的开始。到南宋孝宗时，朱熹编《四书》列入了《孟子》，正式把《孟子》提到了非常高的地位。元、明以后又成为科举考试的内容，更是读书人的必读书了。

　　5、《诗经》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入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五百多年的诗歌305篇。《诗经》共有风、雅、颂三个部分。其中风包括十五“国风”，有诗160篇；雅分“大雅”、“小雅”，有诗105篇；颂分“周颂”、“鲁颂”、“商颂”，有诗40篇。

　　《诗经》共收集了311篇诗歌，其中6篇为笙诗，只有标题，没有内容，现存305篇。到了战国时期。礼崩乐坏，大量乐谱失传，仅存的歌词则编入《诗经》。先秦称为《诗》，或取其整数称《诗三百》。西汉时被尊为儒家经典，始称《诗经》，并沿用至今。

　　关于《诗经》的编集，汉代有三种说法：

　　①行人采诗说。《汉书•艺文志》载：“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诗经》305 篇的韵部系统和用韵规律和诗歌形式基本上是一致的，而它包括的时间长、地域广，在古代交通不便、语言互异的情况下，如果不是经过有目的的采集和整理，要产生这样一部诗歌总集是不可想象的。因而采诗说是可信的。

　　②孔子删诗说。《史记•孔子世家》载：“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唐代孔颖达、宋代朱熹、明代朱彝尊、清代魏源等对此说均持怀疑态度。《诗经》大约成书于公元前6世纪，此时孔子尚未出生；公元前544年吴公子季札至鲁国观乐，鲁乐工为他所奏的风诗次序与今本《诗经》基本相同，说明那时已有了一部《诗》，此时孔子年仅8岁。因此近代学者一般认为删诗说不可信。但根据《论语》中孔子所说：“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可知孔子确曾为《诗》正过乐。只不过至春秋后期新声兴起，古乐失传，《诗三百》便只有歌诗流传下来，成为今之所见的诗歌总集。

　　③献诗说。在周代的时候公卿列士献诗、陈诗，以颂美或讽刺，是有史籍考正的。当时因为天子为了“听政”和“考其俗尚之美恶”，而命诸侯百官献诗。

　　《国语•周语》：“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师箴，瞍赋，曚诵。”这主要是为了反映民情，考察政治得失，最终用来维持自己的统治，这也正是《汉书•文艺志》里说：“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

　　还有朱熹在《诗集传》也说过：“诗”是“诸侯采之贡于天子”。而且在《汉书•食货志》、《礼记•王制》、《晋语六》也有类似的记载。

　　关于《诗经》体例分类，《诗经》所录，均为曾经入乐的歌词。《诗经》的体例是按照音乐性质的不同来划分的，分为风、雅、颂三类。①风。是不同地区的地方音乐，多为民间的歌谣。《风》诗是从周南、召南、邶、墉、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等15个地区采集上来的土风歌谣。共160篇。大部分是民歌。②雅。即朝廷之乐，是周王朝直辖地区的音乐，大部分为贵族的作品，即所谓正声雅乐。《雅》诗是宫廷宴享或朝会时的乐歌，按音乐的不同又分为《大雅》31篇，《小雅》74篇，共105篇。除《小雅》中有少量民歌外，大部分是贵族文人的作品。③颂。是宗庙祭祀的乐歌和史诗，内容多是歌颂祖先的功业的。《颂》诗又分为《周颂》31篇，《鲁颂》4篇，《商颂》5篇，共40篇。全部是贵族文人的作品。从时间上看，《周颂》和《大雅》的大部分当产生在西周初期；《大雅》的小部分和《小雅》的大部分当产生在西周后期至东迁时；《国风》的大部分和《鲁颂》、《商颂》当产生于春秋时期。从思想性和艺术价值上看，三颂不如二雅，二雅不如十五国风。

　　关于《诗经》的思想内容。《诗经》全面地展示了中国周代时期的社会生活，真实地反映了中国奴隶社会从兴盛到衰败时期的历史面貌。其中有些诗，如《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等，记载了后稷降生到武王伐纣，是周部族起源、发展和立国的历史叙事诗。

　　有些诗，如《魏风•硕鼠》、《魏风•伐檀》等，以冷嘲热讽的笔调形象地揭示出奴隶主贪婪成性、不劳而获的寄生本性，唱出了人民反抗的呼声和对理想生活的向往，显示了奴隶制崩溃时期奴隶们的觉醒。有些诗，如《小雅•何草不黄》、《豳风•东山》、《唐风•鸨羽》、《小雅•采薇》等写征夫思家恋土和对战争的哀怨；《王风•君子于役》、《卫风•伯兮》等表现了思妇对征人的怀念。它们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西周时期不合理的兵役制度和战争徭役给人民带来的无穷痛苦和灾难。有些诗，如《周南•芣苢》完整地刻画了妇女们采集车前子的劳动过程；《豳风•七月》记叙了奴隶一年四季的劳动生活；《小雅•无羊》反映了奴隶们的牧羊生活。

　　还有不少诗表现了青年男女的爱情生活，如《秦风•兼葭》表现了男女之间如梦的追求；《郑风•溱洧》、《邶风•静女》表现了男女之间戏谑的欢会；《王风•采葛》表现了男女之间痛苦的相思；《卫风•木瓜》、《召南•摽有梅 》表现了男女之间的相互馈赠；《墉风•柏舟》、《郑风•将仲子》则反映了家长的干涉和社会舆论给青年男女带来的痛苦。另如《邶风•谷风》、《卫风•氓》还抒写了弃妇的哀怨，愤怒谴责了男子的忘恩负义，反映了阶级社会中广大妇女的悲惨命运。

　　关于《诗经》的成就及影响。《周礼•春官•大师》云：“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六诗在《毛诗序》中又作六义。其中，风、雅、颂，是指体例分类来说的；赋、比、兴，是就表现手法而言。关于赋、比、兴，宋代朱熹在《诗集传》中做了比较确切的解释：“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例如《豳风•七月》、《卫风•氓》都是赋体：前者铺叙了奴隶春耕、采桑、纺织、田猎、造酒、贮藏和准备过冬等一年四季的全部劳动生活，表现了阶级的对立和奴隶们的悲愤之情；后者倒叙了弃妇与氓由恋爱到结婚直至被氓遗弃的悲惨遭遇，表现了弃妇的哀怨和决绝。又如《魏风•硕鼠》、《邶风•新台》都是比体：前者把剥削者比作贪婪的大老鼠；后者把淫乱无耻的卫宣公比作大癞蛤蟆；二者都寄寓了极大的讽刺之意。另如《周南•关雎》、《魏风•伐檀》都是兴体：前者以贞鸟雎鸠的“关关”叫声起兴，联想起人的男女之情；后者以奴隶们的“坎坎”伐木声起兴，联想到奴隶主阶级的不劳而获。在《诗经》中，赋、比、兴手法常常是交替使用的，有“赋而比也”，有“比而兴也”，还有“兴而比也”。如《卫风•氓》是赋体，但诗中“桑之未落，其叶沃若，吁嗟鸠兮，无食桑葚”又显然是“兴而比也”。另如《卫风•硕人》，用铺陈的手法描写庄姜美貌，但其中“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齿如瓠犀，螓首蛾眉”传神地表现出庄姜的天生丽质，这显然又是“赋而比也”。赋、比、兴手法的成功运用，是构成《诗经》民歌浓厚风土气息的重要原因。

　　《诗经》以四言为主，兼有杂言。在结构上多采用重章叠句的形式加强抒情效果。每一章只变换几个字，却能收到回旋跌宕的艺术效果。在语言上多采用双声叠韵、叠字连绵词来状物、拟声、穷貌。“以少总多，情貌无遗”。此外，《诗经》在押韵上有的句句押韵，有的隔句押韵，有的一韵到底，有的中途转韵，现代诗歌的用韵规律在《诗经》中几乎都已经具备了。

　　《诗经》是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光辉起点。由于其内容丰富、思想和艺术上的高度成就，在中国以至世界文化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它开创了中国诗歌的优秀传统，对后世文学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诗经》的影响还越出中国的国界而走向全世界。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很早就传入汉文版《诗经》。从18世纪开始，又出现了法文、德文、英文、俄文等译本。《诗经》中的乐歌，原来的主要用途，一是作为各种典礼仪的一部分，二是娱乐，三是表达对于社会和政治问题的看法。但到后来，《诗经》成了贵族教育中普遍使用的文化教材，学习《诗经》成了贵族人士必需的文化素养。这种教育一方面具有美化语言的作用，特别在外交场合，常常需要摘引《诗经》中的诗句，曲折地表达自己的意思。这叫“赋《诗》言志”，其具体情况在《左传》中多有记载。《论语》记孔子的话说：“不学《诗》，无以言。”“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可以看出学习《诗经》对于上层人士以及准备进入上层社会的人士，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诗经》的教育也具有政治、道德意义。《礼记-经解》引用孔子的话说，经过“诗教”，可以导致人“温柔敦厚”。《论语》记载孔子的话，也说学了《诗》可以"远之事君，迩之事父"，即学到事奉君主和长辈的道理。按照孔子的意见(理应也是当时社会上层一般人的意见)，“《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意思就是，《诗经》中的作品，全部(或至少在总体上)是符合于当时社会公认道德原则的。否则不可能用以“教化”。

　　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就孔子所论来推测当时人对《诗经》的看法，他们所定的“无邪”的范围还是相当宽广的。许多斥责统治黑暗、表现男女爱情的诗歌，只要不超出一定限度，仍可认为是“无邪”即正当的感情流露。第二，尽管如此，《诗经》毕竟不是一部单纯的诗集，它既是周王朝的一项文化积累，又是贵族日常诵习的对象。所以，虽然其中收录了不少民间歌谣，但恐怕不可能包含正面地、直接地与社会公认的政治与道德原则相冲突的内容。

秦代曾经焚毁包括《诗经》在内的所有儒家典籍。但由于《诗经》是易于记诵的、士人普遍熟悉的书，所以到汉代又得到流传。汉初传授《诗经》学的共有四家，也就是四个学派：齐之辕固生，鲁之申培，燕之韩婴，赵之毛亨、毛苌，简称齐诗、鲁诗、韩诗、毛诗(前二者取国名，后二者取姓氏)。齐、鲁、韩三家属今文经学，是官方承认的学派，毛诗属古文经学，是民间学派。但到了东汉以后，毛诗反而日渐兴盛，并为官方所承认；前三家则逐渐衰落，到南宋，就完全失传了。今天我们看到的《诗经》，就是毛诗一派的传本。

　　6、六艺

　　六艺之说有二：第一种，六艺者，礼、乐、射、御、书、数也。《周礼•保氏》：“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周代教育贵族子弟的六种科目。“艺”为“艺能”之意。即礼、乐、射、御、书、数。礼包含政治、道德、爱国主义、行为习惯等内容；乐包含音乐、舞蹈、诗歌等内容；射是射箭技术的训；御是驾驭战车的技术的培养；书是识字教育；数包含数学等自然科学技术及宗教技术的传授。其萌芽在夏代已见端倪，经商代，至周而逐步完善。“六艺”教育的特点是文、武并重，知能兼求和注意到年龄的差异及学科的程度而教育有所别。“六艺”中礼、乐、射、御，称为“大艺”，是贵族从政必具之术，在大学阶段要深入学习；书与数称为“小艺”，是民生日用之所需，在小学阶段是必修课。当时，庶民子弟只给予“小艺”的教育，唯贵族子弟始能受到“六艺”的完整教育，完成自“小艺”至“大艺”的系统过程。“六艺”服务于阶级需要，但也反映了教育的普遍规律，对后世具有深远的影响。《周礼.地官.保氏》：“保代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明史.选举志》：“生员专治一经，以礼、乐、射、御、书、数设科分教，务求实才，顽不率者黜之。”

　　第二种，六艺即六经，谓《易》、《书》、《诗》、《礼》、《乐》、《春秋》也。六经之名始见于《礼•经解》孔子之言，又见于庄子之书。盖为《易》、《书》、《诗》、《礼》、《乐》、《春秋》也。其后嬴秦焚书，《乐经》散失，仅存《乐记》一篇，乃并入《礼记》中，后遂有五经之名。

　　而五经指的是《诗经》《尚书》《礼记》《周易》和《春秋》，简称为“诗、书、礼、易、春秋”，在之前，还有一本《乐经》，合称“诗、书、礼、乐、易、春秋”，这六本书也被称做“六经”，其中的《乐经》后来亡佚了，就只剩下了五经。